政治

籌邊計熟
　　王鏊面對明自正統以來的邊患頻繁、國勢漸弱的現實，呈《上邊議八事》，提出自己的治邊八策（定廟算、重主將、嚴法令、恤邊民、廣召募、用間、分兵、出奇），而多被采納。對武宗的“嬖幸亂政，功罪不明，委任不專，法令不行，邊圉空虛”深感憂慮，并希望武宗“大奮干剛”。

對抗權宦
　　面對武宗寵幸宦官、荒淫冶游，特別是劉瑾等“八虎”的倒行逆施，王鏊與韓文等敢于發奸。但這件事終因“八虎”向武宗“乞命”而發生逆轉，結果是劉瑾掌司禮監，大學士劉健、謝遷被迫致仕，劉、謝、韓等五十三人還被誣結黨，后韓文被逮下錦衣獄，劉、謝被削籍，其后又奪誥敕。而在這場斗爭中，王鏊卻入閣，雖然正德四年四月，他又不得不致仕，卻得到了善終。嘉靖初，他在《謝存問疏》中曾說：“適值逆瑾盜政，播弄威福，臣力既不能沮抑，性又不善詭，隨不得已乞身而退。”他在《我生》一詩中寫道：“委順齊寵辱，冥懷無丑好。得之亦不驚，失之曾不懊。”由此可見，王鏊立朝，有執政才能，不乏正義感，但明哲自守的處世哲學依然很明顯。

深睹民苦
　　王鏊歸鄉后，目睹吳中重賦之苦，作《吳中賦稅書與巡撫李司空》，精辟剖析了吳中重賦之形成、發展、現狀及對策，成為不朽的名作，為學者研究明代吳中重賦的權威依據。

文學

一變文風
　　王鏊博學善于識別人才，文章雅正，言談議論明晰流暢。晚年著《性善論》一篇，王守仁看后說：“王公的文章達到精深的境界，世上的人也很難達到。”他在弘治、正德時期，以高第探花、臺閣重臣的身份，對臺閣、鄉邦文學都產生了重要影響，成為弘治、正德間，文體變革的先行者和楷模。他的黜浮崇古的文學觀和尚經術、去險詭的取士傾向，影響了一代文風。他承接了吳寬的老一批吳中交游圈，又發展了新一批吳中及淮左文人，交游較密切的如文徵明（文壁）、唐寅、都穆、蔡羽、邵寶、楊一清、靳貴及“婁東三鳳”等。繼吳寬之后，他對吳中詩派，尤其是其中堅力量如“吳中四才子”等，產生了更為直接的影響。

文章大家
　　王鏊著作《震澤長語》 王鏊的文學觀點是復古的，但他顯得比較開通一些。一是在復古范圍上，他不專于唐，亦不專以宋，而是比較辯證地看待前代詩歌：“予嘗評古今詩，唐以格高，宋以學勝，至元乃出入二者之間，其實似宋，其韻似唐，而世變之，高下則不可強也。”二是在復古方法上，他主張“師其意，不師其詞”、“為文必師古，使人讀之不知所師，善師古者也……所謂師其意，不師其詞，此最為文之妙訣。”他崇尚韓愈、王安石的文章，認為韓文“變化不可端倪”，皇甫湜得其奇，李翱與張籍得其正，而李翱又兼得其態，“合三子一之”才是完整的。因此，王鏊又強調，如要師其意，就需要博學，需要精思，需要領悟。朱彝尊說王鏊“以經義重，詩非所長。”今觀其集，古體詩中杰作不多，惟歌行體中偶有力作。但王鏊寫得最好的是七言近體。王鏊集中還有一組集中寫武宗荒淫逸游的《十三絕句》，溫雅之中深含諷刺，十分難得，朱彝尊極為欣賞，稱其“甚得諷諫之體。”王鏊“時文工而古文亦工”，為一代文章大家。他黜浮崇古，湛深經術，所以其文章舂容醇厚、淵深博贍，頗有唐宋遺風。其“墓志銘”類文章，寫人紀事，重視節操，聯系時運，舂容有度，不華不飾，質樸典重，也有相當的文學價值。如為顧佐、倪岳、趙寬、沈周等人寫的墓志銘等。見于他的“雜傳”中的一些經學、史學類的文章，則更顯示出他的湛深學識和純雅而明暢的文風。

個人作品
　　王鏊著有《震澤編》、《震澤集》、《震澤長語》、《震澤紀聞》、《姑蘇志》等。《皇明經世文編》輯有《王文恪公文集》。王鏊還曾參與編修《明憲宗實錄》、《明孝宗實錄》，任《孝宗實錄》副總裁。并與徐溥等共修《大明會典》，任副總裁。其所撰《姑蘇志》共六十卷，分沿革、疆域、山水、風俗、戶口、城池、寺觀、古跡、紀事、雜事等，共三十一門。該志采用綱目體。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評該志“繁簡得中，考核精當”。

書法
　　王鏊有書名，書法清勁爽健，結字縱長嚴謹，得峭拔風神。不足處似清健有余，沉穩不足，筆畫略見干澀，此或與硬毫書有關耳。

藏書
　　王鏊家居共14年，“不治生產，惟看書著作為娛，旁無所好，興致古澹，有悠然物外之趣”。筑“顏樂堂”、“宜晚軒”，富藏書。與吳寬、唐寅、文徵明等藏書家互相唱和。曾自稱：家世藏書，分散于數處，以防散佚、水火之虞。清人姜紹書論他為明一代藏書家之一。藏書印有“濟之”、“御題文學侍從”、“渭北春天樹，江東日暮云，何時一樽酒，重與細論文”、“王濟之圖書”、“大學士章”、“三槐之裔大宗伯章”、“震澤世家”等。刊刻圖書有《孫可之集》、《古尚方》等。

早有才名
　　王鏊于明景帝景泰元年八月十七日（1450年9月22日）在洞庭東山震澤鄉胥母界陸巷口王氏三槐堂王琬舊第出生，其父王琬曾任光化知縣。王鏊自幼隨父讀書，聰穎異常，八歲能讀經史，十二歲能作詩，十六歲時隨父北上入京師，習業于國子監，寫得一手好文章，其文一出，國子監諸生就爭相傳頌，侍郎葉盛、提學御史陳選感到驚奇，稱他為“天下士”。

　　成化十年（1474年），王鏊在鄉試中取得第一名“解元”。

　　成化十一年（1475年），在禮部會試又取得第一名“會元”，殿試一甲第三名，被授為翰林編修，一時盛名天下。

　　成化十四年（1478年），進階文林郎。八月，上疏乞假還鄉。抵家三月后，母葉孺人逝世，王鏊便守制居家。

　　成化十六年（1480年），王鏊仍守制在家，閉門讀書，遠避權貴。

　　成化十八年（1482年），王鏊還朝，復職翰林編修。

規勸孝宗
　　弘治四年（1491年）八月，《明憲宗實錄》修成，升任右春坊、右諭德、侍講經筵官。當時孝宗寵信宦官李廣，整日在李廣陪伴下游玩。王鏊便以周文王勤政的典故反復勸諫，終使孝宗感動。日講完后，孝宗對李廣說：“講官指的是你們。”在選擇太子僚屬時，孝宗命他以原職兼任太子諭德，不久轉少詹事，因吏部尚書韓文薦，擢為吏部右侍郎。

　　弘治七年（1494年），進階奉直大夫、右春坊、右諭德。

　　弘治八年（1495年）三月，改侍讀學士，充日講官。

　　弘治十年（1497年）三月，孝宗敕令修《大明會典》，由大學士徐溥任總裁，王鏊任副總裁。

　　弘治十三年（1500年），進吏部右侍郎，仍兼日講官。

　　弘治十六年（1503年），王鏊父王琬去世，王鏊返鄉奔喪。

　　弘治十七年（1504年），撰《震澤集》成，同年八月，重修《姑蘇志》成。

匡補時局
　　正德元年（1506年）四月，王鏊被起用為吏部左侍郎，參與編修《明孝宗實錄》，任副總裁。當時明武宗“好逸樂”，不問政事，太監劉瑾專權，吏治大壞。王鏊與吏部尚書韓文等人要求武宗誅劉瑾等“八虎”，但失敗未成。不久，劉瑾入司禮監，大學士劉健、謝遷相繼離去，內閣只有李東陽一人。劉瑾想引焦芳入閣，但廷議只推薦王鏊。劉瑾迫于公論，命王鏊以原職兼學士，與焦芳一同入閣。一月后，升任戶部尚書、文淵閣大學士、國史總裁、同知經筵事。十二月，明景帝汪皇后去世，朝廷對以什么規格舉行喪禮拿不定主意。王鏊說：“皇妃并非因罪被廢，應恢復原封號，按妃的規格安葬，按皇后的規格祭祀。”武宗便下令停朝，按皇后規格祭祀。

　　正德二年（1507年）八月，加少傅兼太子太傅、武英殿大學士，仍任戶部尚書。 正德四年（1509年），明憲宗廢后吳氏（吳廢后）去世，劉瑾要按普通宮女的制度把她的遺體焚燒、草草安埋。王鏊認為不可，最終才得以妃禮下葬。當時，尚寶卿崔璇等三人被迫害差點死去，王鏊對劉瑾說：“士可殺，不可辱。現在對崔璇侮辱并且又要殺之，我還有何臉面留在內閣。”李東陽也極力相救，崔璇等才得以免死遣送戍邊。劉瑾恨已致仕的韓文，一心要置他于死地，又想借故中傷劉健、謝遷，王鏊與李東陽前后都極力相救，使劉瑾陰謀未得逞。有人在劉瑾面前誹謗楊一清，稱他筑邊墻浪費軍需。王鏊爭辯道：“楊一清為國修邊，豈能以功為罪？”劉瑾對兵部尚書劉大夏發怒，將他逮至京城，要以激變罪名判其死刑。王鏊爭辯說：“岑猛不過是拖延沒去罷了，未叛變怎能說為激變？”

急流勇退
　　當時劉瑾權傾朝內外，王鏊起初開誠布公的勸諫劉瑾，劉瑾有時接納。而焦芳專于阿諛奉承，劉瑾更為專橫，士大夫深受其害。王鏊無法挽救，就力求辭官返鄉。正德四年（1509年）五月，他三次上疏請辭，才被批準。武宗賜他璽書、馬車，有關部門按舊例供應糧食、奴仆。王鏊家居十六年，廷臣交相薦舉，終不肯復出。

壽福康寧
　　正德五年（1510年），《明孝宗實錄》修成，王鏊因曾參與編修，獲賜白金五十兩。

　　正德八年（1513年），王鏊撰成《震澤紀聞》。

　　正德十年（1515年），王鏊撰成《震澤長語》。

　　正德十二年（1517年），王鏊撰成《震澤文集》。

　　正德十六年（1521年）四月，王鏊與門下士祝允明等八人于怡老園之池亭飲宴，并賦詩唱和。

　　嘉靖元年（1522年），明世宗朱厚熜即位，派行人柯維熊慰問王鏊，并賜羊酒以示優眷。王鏊上疏致謝，并奏獻《講學篇》和《親政篇》，世宗優詔回報，特蔭其一子為中書舍人。

　　嘉靖三年（1524年），世宗又命有關部門慰問王鏊。同年三月十一日（4月14日），王鏊于家中逝世，享年七十五歲。世宗聞訊后，輟朝一日，賜麻布五十匹，賻米五十石，諭令祭九壇，詔命工部派人前往辦喪。追贈太傅，謚號文恪。

　　嘉靖四年（1525年）正月初一，葬于洞庭東山梁家山之原。